八年級下冊語文教學(xué)設(shè)計:《滿井游記》
一、整體感知
袁宏道始終無意于仕途,萬歷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jìn)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訪師求學(xué),游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游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jìn)京。他只好收斂起游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為國子監(jiān)助教。本文就寫于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游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jié)后,余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余”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么,其具體表現(xiàn)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fēng)時作,作則飛沙走礫!辈徽f“寒紜薄襖浞紜倍怠岸撤紜保庠謁得骱淶某潭齲脖礱髯髡叨浴把嗟睪鋇拿舾。这疡翐砟天凭徶櫚緢(zhí)僖皇抑冢霾壞謾。从“每冒肪p坌校窗儼介怠崩純矗髡卟恢齬嗌俅緯⑹裕嘉弈味欏?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體部分,寫郊游的所見所感!坝霾坏谩钡膲阂植]有打消作者出游的念頭,反而激發(fā)了他出游的熱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數(shù)友”,如脫籠之鳥,飛出城門,來到郊外。但見長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曠遼遠(yuǎn),一派生機(jī)。作者寫景,主要寫了水光山色,柳條麥田,以及游人的歡欣,魚鳥的“悠然自得”。其中寫水寫山的部分是重點。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畫,“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繪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鮮妍明媚”畫出春山之態(tài)。然后,分別用兩個長句作喻,水如新開之鏡,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動。寫柳條突出其“將舒未舒”的姿態(tài),寫麥田說其“淺鬣寸許”,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寫人雖寥寥數(shù)語,卻頗為傳神!叭,而歌者,紅裝而蹇者”,將品茶、飲酒、騎驢觀賞諸畫面合為一組鏡頭,雖曰“未盛”,已是熱鬧非凡。更有曬太陽的鳥,吸水戲浪的魚,它們的快樂不亞于游人,仿佛羽毛鱗鰭之間“皆有喜氣”。最后作者總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边@一句回應(yīng)首段,是對自己冒寒出游的肯定,并對“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后一段以議論作結(jié),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興趣!安荒芤杂螇櫴隆,這是對那些熱中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于作者本人,本無意于在政治上進(jìn)取。何況他現(xiàn)在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教官,當(dāng)然可以“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坝嘀螌⒆源耸,惡能無記?”這完全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寫出了《永州八記》;袁宏道也許再沒有重游滿井,因為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鄉(xiāng),過上了隱居的生活。以后雖又出仕,終非所愿,年僅四十二歲病逝。
二、問題研討
1.郊田之外未始無春:一個孤獨者的漫步。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一句,是本文的畫龍點睛之筆。這句話看似為作者不經(jīng)意之談,是在為自己出城郊游找借口,實則大有深意。袁宏道25歲中進(jìn)士,不受官,請假歸家,又與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縱情山水,訪師問學(xué),可見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袁宏道的游記散文,也充滿了疏放不羈的精神,是對大自然的熱愛,是對官場的厭倦,是個性的張揚和抒發(fā)。他是一個漫步郊原的孤獨者,“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遺落世事,在與自然風(fēng)物的對話中,感受自由的可貴。
2.白描的筆法。
作者寫景,不堆砌詞藻,而是用極為簡練的筆法勾勒出來。如寫水為“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寫柳條為“將舒未舒,柔梢披風(fēng)”。這種表現(xiàn)方法,沒有夸張、渲染和烘托,而形象卻鮮明如畫。
3.?dāng)M人的寫法。
作者寫山,用倩女新妝作喻,寫魚鳥,說它們洋溢著喜氣,都是用了擬人的寫法。這種表現(xiàn)方法,可以增加景物的動感或“靈氣”,同時也融入作者的主觀情感。把景物擬人化,是袁宏道常用的寫景方法。如他說蘇州虎丘“如冶女艷妝”(《上方》),寫杭州西湖為“山色如娥,花光如頰”(《初至西湖記》)。在《滿井游記》中這種寫法也很突出。
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現(xiàn)方法雖然很常見,但袁宏道運用起來自有他的新奇之處。在這篇游記中,比喻大多是用來寫景的,如上文分析過的寫水寫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寫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為“脫籠之鵠”。這些比喻都很恰當(dāng),因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體會和感受。
三、教學(xué)建議
1、學(xué)習(xí)本文,應(yīng)重點引導(dǎo)學(xué)生把握作者個性化的寫景抒情風(fēng)格,并結(jié)合完成課后練習(xí),體會本文白描和擬人手法的運用以及比喻句的表達(dá)效果。教學(xué)中,可以以提問的方式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解說或訂正。
2、袁宏道的山水游記更注重對大自然的客觀描寫,也揭示出人們游山玩水的愉悅心情,這與唐宋時代的.游記重寄托重理念的寫法完全不同?蓪⒈疚呐c本單元前幾篇課文作比較閱讀,體會它們的不同特點。袁宏道的游記散文現(xiàn)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興趣的同學(xué)可以找來選本作擴(kuò)展閱讀。
3、組織一次春游,仿照本文的風(fēng)格寫一篇游記,要求語言簡練,寫出獨特的感受。
四、有關(guān)資料
1、參考譯文
北京一帶氣候寒冷,花朝節(jié)過后,冬天余下的寒氣還很厲害。冷風(fēng)時常刮起,刮起就飛沙走石。拘束在一室之中,想出去不可得。每次冒風(fēng)疾行,不到百步就(被迫)返回。
二十二日天氣略微暖和,偕同幾個朋友出東直門,到滿井。高大的柳樹夾立堤旁,肥沃的土地有些濕潤,一望空曠開闊,(覺得自己)好像是逃脫籠子的天鵝。這時河的冰面剛剛?cè)诨,水光才閃爍發(fā)亮,像魚鱗似的浪紋一層一層,清澈得可以看到河底,亮晶晶的,好像明鏡剛打開,清冷的光輝突然從鏡匣中射出來一樣。山巒被晴天融化的積雪洗過,純凈新鮮,好像剛擦過一樣;嬌艷明媚,(又)像美麗的少女洗了臉剛梳好的發(fā)髻一樣。柳條將要舒展卻還沒有舒展,柔軟的梢頭在風(fēng)中飄蕩,麥苗破土而出,短小如獸頸上的毛,才一寸左右。游人雖然還不算多,(但)用泉水煮茶喝的,拿著酒杯唱歌的,身著艷裝騎驢的,也時時能看到。風(fēng)力雖然還很強(qiáng),但走路就汗流浹背。舉凡(那些)在沙灘上曬太陽的鳥,浮到水面上吸水的魚,都悠然自得,羽毛鱗鰭當(dāng)中都透出喜悅的氣息。(我這)才知道郊野之外未嘗沒有春天,可住在城里的人(卻)不知道啊。
大概說是不能因為游玩而耽誤公事的,流連忘返在山石草木之間的,只這個官兒罷了。而此地正好離我近,我將從現(xiàn)在開始出游,怎能沒有記錄?(這是)萬歷二十七年二月啊。
2、公安派(胡小偉)
明代文學(xué)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復(fù)古論調(diào),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fàn),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的觀點,振聾發(fā)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dǎo)。
公安派的文學(xué)主張發(fā)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lǐng)導(dǎo)人物,袁中道則進(jìn)一步擴(kuò)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xué)主張主要是:
、俜磳Τ幸u,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fēng),眾口一響”的現(xiàn)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fù)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lw/Index.html>論文》)。他們主張文學(xué)應(yīng)隨時代而發(fā)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jìn)之》)。不但文學(xué)內(nèi)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于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fā),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jìn)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沖破一切束縛創(chuàng)作的藩籬。
、讵毷阈造`,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xiàn)和真情發(fā)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rèn)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qiáng),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jìn)而強(qiáng)調(diào)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yīng)當(dāng)“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tǒng)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chuàng)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dá)”(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xiàn)文學(xué)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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