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的主要事跡
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又名元宏，即北魏孝文帝。南北朝時期北魏第六位皇帝，中國歷史上杰出的少數(shù)民族政治家、改革家。
拓跋宏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長子，即位時僅5歲，改年號為延興。由于北魏實行子貴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為太子時，生母即被賜死，由祖母馮太后撫養(yǎng)成人。拓跋宏即位時年紀太小，由祖母馮皇太后執(zhí)政。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正式親政。親政后，進一步推行改革。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從平城遷都洛陽;后又改鮮卑姓氏為漢姓，藉以改變鮮卑風俗、語言、服飾。此外，鼓勵鮮卑和漢族通婚;評定士族門第，加強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的聯(lián)合統(tǒng)治;參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儀。孝文帝的改革，對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各族的發(fā)展，起了積極作用。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拓跋宏病逝，享年33歲，謚號孝文皇帝，廟號高祖，葬于長陵。
少年垂拱
主詞條：拓跋弘、馮太后
北魏皇興元年八月戊申日(農(nóng)歷八月二十九日，467年10月13日)，拓跋宏生于當時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紫宮 。是獻文帝拓跋弘之長子，母親李夫人，中山大族李惠之女。拓跋宏未生之時，獻文帝的嫡母馮太后臨朝，獻文帝皆聽命于母后;拓跋宏降生之后，馮太后才歸政，并親自撫養(yǎng)皇長子宏。
皇興三年(469年)六月辛未日，年僅三歲的皇長子拓跋宏被立為皇太子 �；逝d五年(471年)八月丙午日，受父禪即帝位，改年號為延興 。由于北魏實行子貴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為太子時，生母即被賜死，由祖母馮太后一手撫養(yǎng)成人。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拓跋弘仍然總攬朝政。當時，北魏連年水旱，租調(diào)繁重，官吏貪暴，百姓流離，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連綿不斷。延興元年(471年)九月，青州高陽民封辯聚眾千余人，自稱齊王。十月，沃野、統(tǒng)萬二鎮(zhèn)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眾攻破石樓堡，殺軍將;十一月，司馬小君起兵于平陵。延興二年(472年)二月至三月，東部敕勒與連川敕勒相繼謀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孫晏、河西民費也頭聚眾反。延興三年(473年)二月，北魏朝廷發(fā)布詔令，規(guī)定凡縣令能肅清一縣“劫盜”的，兼治二縣，同時享受二縣令的待遇;能肅清二縣“劫盜”的，兼治三縣，三年后升遷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這樣，三年后升遷為刺史。太上皇拓跋弘攬政數(shù)年，還先后采取了一些獎勵廉吏、嚴懲貪污、減輕租賦、勸課農(nóng)桑等相應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沒有多大改變。據(jù)統(tǒng)計，僅從孝文帝即位的延興元年至太和四年(471—480年)的十年之中，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動、反叛事件就達二十幾起之多，北魏政局處于嚴重動蕩之中 。
承明元年(476年)六月，拓跋宏剛滿十歲時，太上皇拓跋弘被其嫡祖母馮太后毒死，馮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義二次臨朝稱制，改年號為太和。拓跋宏在位初期，嫡祖母馮太后以他的名義頒布措施。馮太后足智多謀，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具有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和才能，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開始在社會風俗、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進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識地進行漢化。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絕“一族之婚，同姓之娶”，從婚姻上改革鮮卑舊俗，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詔班制俸祿;太和九年(485年)、十年(486年)，馮太后又以拓跋宏的名義親自主持頒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長制，給北魏社會帶來重大的變化。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在馮太后的撫育、培養(yǎng)下長大成人，對祖母十分孝敬，性又謹慎，自太后臨朝專政，他很少參決朝政，事無大小，都要稟承馮太后旨意 。
獨攬大政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滿二十三歲，在馮太后的長期嚴格教育和直接影響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經(jīng)義、史傳百家而才藻富贍，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jīng)驗，增長了實際才干，這些都為后來的改革大業(y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年九月，馮太后病逝。孝文帝哀傷至極，大哭三日。他痛哭失聲地對臣下說：“朕自幼承蒙太后撫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諄諄教誨。 ”又在詔書中說：“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緝?nèi)珖�。朕的祖宗只專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導朕學習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內(nèi)外大臣，誰又不哽咽悲切?”從此以后，孝文帝獨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擔。太和十七年(490年)，24歲的拓跋宏開始親政。孝文帝繼承太后遺志，重用漢族士人，在各方面進一步實施改革，全盤推行漢化。他模仿漢族王朝的禮儀，作明堂、建太廟、正祀典、迎春東郊、親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養(yǎng)國老、庶老，允許群臣守三年之喪。
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漢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課詔中規(guī)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試充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將軍;考在上下的賜給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設太樂官，議定雅樂，除去鄭、衛(wèi)之音;命中書監(jiān)高閭與樂官討論古樂，依據(jù)儒家六經(jīng)，參照各國音樂志，制定聲律。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頒布五品詔，詔令規(guī)定：宗室遠屬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孫和異姓封任的都降為公，公降為侯，侯降為伯，子、男不變。名稱雖易，但品秩如前，公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議五行之次，采納秘書丞李彪等人的建議，以為晉承曹魏為金德，北魏應承晉為水德。四月，頒布新律令，廢除了北魏初年殘酷的車裂、腰斬，改為梟首、斬首和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門，門誅降止本身 。
南遷洛都
孝文帝拓跋宏親政后，首先整頓吏治，頒布俸祿制，立三長制，實行均田制。孝文帝推行漢化最重要的措施是遷都洛陽。北魏長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風雪，風沙常起。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對整個中原地區(qū)的統(tǒng)治，孝文帝決定遷都洛陽。為保證遷都順利進行，孝文帝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稱要大舉伐南朝齊，計劃在南伐途中造成遷都的既成事實。在朝會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來反對，退朝后，他立即召見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單獨與澄計議說：“這次舉動，的確不易。但國家興自塞外，徙居平城，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實行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實在難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舉而遷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贊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橋，以備大軍渡河;并親自講武，命尚書李沖負責武選，選擇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長子拓跋恂為太子，發(fā)布文告，移書齊境，聲稱南伐;下詔在揚、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軍隊;又使廣陵王拓跋羽持節(jié)安撫北方六鎮(zhèn)，調(diào)發(fā)精騎。至此，準備基本就緒。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拜辭馮太后永固陵，率領群從百官，步騎百余萬從平城出發(fā)南伐。命太尉拓跋否與廣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為車騎大將軍，負責關右一帶的軍事，與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等共同鎮(zhèn)守關中。 臨行之際，太尉拓跋丕奏請以宮人相從，孝文帝厲聲斥責說：“臨戎不談內(nèi)事，不得妄請。”大軍列隊出城，一路之上，陣容整齊，浩浩蕩蕩，所過之處，秋毫無犯，經(jīng)恒州、肆州，于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底抵達洛陽。時值深秋，陰雨連綿，大軍就地休息待命。當時許多鮮卑大臣雖不愿內(nèi)遷，但更畏懼南伐，故只得相從，不敢再提出異議，遂定遷都大計。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遷都洛陽。隨著遷都的進行，大批鮮卑人源源不斷地涌入內(nèi)地，北魏政府又面臨著許多新問題：鮮卑人的習俗是編發(fā)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夾領小袖，多數(shù)人不會說漢語，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習俗;且新遷之民初來洛陽，居無一椽之室，食無擔石之儲，不擅農(nóng)業(yè)，人心戀舊。如不及時解決這些問題，將會嚴重地阻礙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和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不利于北魏政權(quán)的鞏固。在王肅、李沖、李彪、高閭等漢族士人的支持下，遷洛之后，孝文帝立即著手改革鮮卑舊俗，全面推行漢化。
革俗漢化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孝文帝下詔禁止士民穿胡服，規(guī)定鮮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數(shù)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漢人服裝，朝廷百官改著漢族官吏朝服。幾天后，又下詔免除代遷戶三年的租賦，鼓勵他們在政府新授給的土地上耕種;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被選為羽林、虎賁，充當禁衛(wèi)軍。恰在這時，蕭道成的侄子蕭鸞殺海陵王蕭昭文，篡位自立，稱明帝。消息傳來，孝文帝怒斥蕭鸞不忠不義，遂以此為借口，興師問罪。他先派行征南將軍薛真度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向南鄭，分四路大舉伐齊。十二月底，又親率大軍三十萬南伐，渡淮河直抵壽陽。由于壽陽防守嚴密，魏軍不能攻下，只好放棄壽陽沿淮河東攻鍾離。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
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下旬，孝文帝從前線回到洛陽，不顧鞍馬勞頓，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議禁絕胡語。六月，正式發(fā)布詔令：“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 當月，孝文帝又發(fā)布詔令，規(guī)定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還葬平城。于是，從代郡遷到洛陽的鮮卑人全都成為河南郡洛陽縣人。孝文帝又依據(jù)古代《周禮》中的'制度，下詔去長尺，廢大斗，改重秤，頒行全國。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洛陽金墉宮建成，詔令在洛陽城內(nèi)設立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九月，新都營繕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宮、文武全部遷到了洛陽。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鮮卑復姓為單音漢姓。他在詔令中說：“自代郡遷到洛陽的諸功臣舊族，姓或重復，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奚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勝紀。改姓以后，鮮卑族姓氏不再重復奇僻，與漢姓完全相同，鮮卑族在漢化的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為使鮮、漢兩族進一步融合，孝文帝還大力提倡鮮卑人與漢人通婚。他帶頭納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陜西李沖等漢族大士族的女兒以充后宮，并親自為六弟聘室，命長弟咸陽王元禧聘故潁川太守陜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元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陽王元羽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元雍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元勰聘廷尉卿陜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元祥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六個王妃中，除代郡穆明樂女出于鮮卑八大貴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漢族大士族。孝文帝還采用魏晉的門第等級制度，在鮮卑貴族中分姓定族，根據(jù)姓族等級高低分別授以不同的官位、給予不同的特權(quán)。
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使鮮卑經(jīng)濟、文化、社會、政治、軍事等方面大大的發(fā)展，緩解了民族隔閡，史稱“孝文帝中興”。
平定反叛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皇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學，體又肥大，最怕洛陽的炎熱天氣，每每追樂舊都，常思北歸;又不愿說漢語、穿漢服，對所賜漢族衣冠盡皆撕毀，仍舊解發(fā)為編發(fā)左衽，頑固保持鮮卑舊俗。中庶子高道悅多次苦言相勸，他不但毫無悔改之意，反而懷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給了他可乘之機，遂與左右合謀，秘密選取宮中御馬三千匹，陰謀出奔平城，并親手殺死高道悅于宮禁之中。事發(fā)后，領軍元儼派兵嚴密防遏各宮門，阻止了事態(tài)的發(fā)展。第二天清晨，尚書陸琇馳馬奏報，孝文帝聞訊大驚，中途急急折返洛陽，當即引見元恂，怒不可遏，列舉其罪，親加杖責，又令咸陽王元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開肉綻，才拖出門外，囚禁于城西別館。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見群臣，議廢太子恂。十二月，廢元恂為庶人，囚禁于河陽無鼻城。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長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發(fā)元恂又與左右謀反。孝文帝得報，急派咸陽王禧與中書侍郎邢巒率人帶著毒酒趕赴河陽，逼令元恂自盡，時年十五歲 。
元恂被廢的當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睿相互合謀，暗中勾結(jié)鎮(zhèn)北大將軍元思譽、安樂侯元隆、撫冥鎮(zhèn)將魯郡侯元業(yè)、驍騎將軍元超及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zhèn)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陰謀推舉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為首領，起兵叛亂。元思譽，汝陰王元天賜之子，景穆太子之孫;元業(yè)，平陽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為元丕之子。這些人大都是鮮卑舊貴及其后裔，他們不滿意孝文帝親任中原儒士，他們對于遷都變俗、改官制服、禁絕舊語都抱著反對的態(tài)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會上獨穿鮮卑舊服而毫無顧忌，孝文帝看他年老體衰，也不強責。遷洛之初，元隆、元超還曾企圖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據(jù)雁門關以北的恒、朔二州，陰謀雖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這次又與穆泰等人醞釀更大的叛亂。
元頤佯裝許諾，以穩(wěn)住穆泰等人，暗中將叛亂陰謀密報朝廷。時任城王元澄臥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見他。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經(jīng)雁門往北直趨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煥單騎入城，出其不意，曉諭穆泰同黨，示以禍福，叛黨頃刻瓦解。穆泰無計可施，倉促率麾下數(shù)百人攻煥，不克，敗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窮治穆泰同黨，收陸睿等百余人下獄，民間帖然;并將平叛始末寫成奏章上報朝廷。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立皇子元恪為太子。叛亂平息后，孝文帝以鮮卑舊貴和北方各少數(shù)族酋長不堪暑熱，允許他們秋居洛陽，春還部落，當時人稱他們?yōu)?ldquo;雁臣” 。
御駕南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黃河，東還洛陽。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發(fā)冀、定、瀛、相、濟五州兵卒二十萬，準備再次大舉南伐。經(jīng)過一番準備，八月，孝文帝率六軍從洛陽出發(fā)，使任城王元澄與仆射李沖、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暫領中軍大將軍。孝文帝引兵直趨襄陽，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軍前后相繼，眾號百萬，吹唇拂地。兵至赭陽，留諸將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襲宛城，當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眾堅守，魏軍不能取勝。孝文帝留咸陽王元禧等人攻南陽，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齊新野太守劉思忌的頑強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齊明帝急派大將崔慧景率步騎二萬余人增援襄陽。
十一月，南齊韓秀芳等十五將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勝利。戰(zhàn)爭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終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陽、新野、南鄉(xiāng)等郡，劉思忌被殺，房伯玉被迫出降。繼而大敗崔慧景、蕭衍于鄧城，斬首、俘獲二萬余人。孝文帝乘勝率眾十萬圍攻樊城，齊雍州刺史曹虎閉門自守。但渦陽一戰(zhàn)，魏軍失敗，一萬多人被殺，三千多人被俘，軍資器械財物損失上千萬。北魏急調(diào)步騎十余萬往援渦陽，才迫使齊軍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齊明帝死訊，乃下詔稱說“禮不伐喪”，引兵而還。歸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見侍臣，經(jīng)過急救，方才轉(zhuǎn)危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一月，孝文帝風塵仆仆地回到洛陽，盡管病魔纏身，但還是堅持上朝理事。南齊為了奪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陳顯達督率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屢破魏將元英，圍攻襄陽以北三百里的馬圈城達四十余日，城中糧食斷絕，將士以死人肉和樹皮充饑，魏兵被迫突圍，死傷千余人。陳顯達又派軍奪回南鄉(xiāng)郡，給北魏造成嚴重的軍事壓力。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離洛陽御駕親征，命于烈居守，以右衛(wèi)將軍宋弁相輔助 。
晚年病世
孝文帝自染病以來，彭城王元勰常在身邊侍奉醫(y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后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煩，易于動怒，侍臣稍有過失，動不動就要誅斬。魏軍進至馬圈城，與齊軍相遇，孝文帝堅持親自部署指揮戰(zhàn)斗。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惡化，被迫北還，行至谷塘原，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宮，時年三十三歲。
孝文帝駕崩后，彭城王元勰與任城王元澄秘密商議，恐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外露，南齊陳顯達返兵追逼，故秘不發(fā)喪;行抵宛城的時候才派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征太子元恪前來，將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公諸于眾。太子元恪到了魯陽之后，才為孝文帝舉行喪禮，正式即皇帝位，是為宣武帝。五月，宣武帝葬孝文帝于長陵(洛陽湹水以西)，廟號高祖。
政治
創(chuàng)三長制
太和十年(486年)，北魏政府以三長制取代宗主督護制，采用鄰、里、黨的鄉(xiāng)官組織，抑制地方豪強蔭庇大量戶口。關于三長制的設立，《魏書》提到：“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于是創(chuàng)三長之制而上之。” 北魏政府與地方豪強的矛盾，究其根本是經(jīng)濟上的矛盾，焦點是豪強所包藏的眾多人口。孝文帝定三長制，既是對地方行政制度的發(fā)展，更是國家同地方豪強爭奪戶口的一次變革。太和十年(486年)“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xiāng)人強謹者” ，“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 。
整頓吏治
延興二年(472年)，政以久任，滿一年升遷一級;治績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處罰，甚至降級。實行俸祿制之前，北魏律對貪污罪分為“枉法”與“義贓”，胡三省注《資治通鑒》云：“枉法，謂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者。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 ”為嚴懲貪污，班祿之后孝文帝與文明太后親自辦理一件典型大案，即汝陰王南安王貪污案。 汝陰王、南安王“黷貨聚斂”，按懲貪法令應當處以死刑。但他們貴為皇親，身份特殊，故而孝文帝與文明太后召集大臣討論“為存親以毀令，為欲滅親以明法”。文明太后并不支持大臣們提出的特赦建議。最終兩王免于死刑，“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 受到比較重的處罰。
頒俸祿制
太和八年(484年)，頒俸祿制，申明俸祿以外貪贓滿一匹絹布的處死。次年頒行的均田令中，又規(guī)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職高低給一定數(shù)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準買，離職時移交下任。官俸制頒行不久，孝文帝開始推行爵祿制。官、爵是統(tǒng)治階級兩大系統(tǒng)，與北魏官制相比，北魏的授爵更加寬松，戰(zhàn)亂時期多向部落貴族、軍功貴族授爵。當時爵位僅為一種榮譽，又稱為“假爵”，與經(jīng)濟利益無關，因此有濫授現(xiàn)象。 至孝文帝時，要為有爵者班俸，勢必清理這些虛封。
俸祿制的推行，初衷是為了解決官吏的收入問題、打擊腐敗，但在推行過程中并未實現(xiàn)這兩個目標。清廉的官員依舊生活清苦，地方官吏收入差距拉大，有爵者與無爵者不僅存在榮譽上的差別，還出現(xiàn)了收入上的差別。貪污問題沒有得到根除，反而刺激一些巨貪出現(xiàn)，而鎮(zhèn)將的貪污聚斂更是誘發(fā)了邊疆不安定因素。
考課法
孝文帝改革后，官吏來源的主渠道是門閥以及與門閥制度相應的選舉制度，這種選官方式必然造成一部分官員依靠門資占據(jù)官位卻缺乏相應的能力�？颊n制度是對任官制度的調(diào)整和補充，本意是通過考績監(jiān)督官員的行政行為，并為官員升黜提出參考標準。北魏考課法分為外考法令與內(nèi)考法令，外考法令是針對地方官的考課法令，內(nèi)考法令或稱內(nèi)令，是針對中央官的考課法令。
史載：“孝文帝，勵精求理，內(nèi)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 ”內(nèi)考令的對象是內(nèi)官“通班以上。孝文帝改革之后，考課制度不可避免地與選舉制度相銜接，但在實施中也保留了任人取賢的精神。與重視門第的選舉制度相比，北朝對官員的評估不是一味地只看門第。孝文帝對官吏的考察十分重視，并且要求嚴格。三年一次考績，考察官員對通經(jīng)的理解，多次考試之后才決定升降與否，以此來顯示官吏的能力水平。
改革官制
太和年間，孝文帝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從品為北魏之首創(chuàng)。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謂四姓，一說為中原漢族高門崔、盧、李、鄭，一說為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前者似為確。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得以進一步結(jié)合 。
遷都洛陽
為了便于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tǒng)治，孝文帝決心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中原地區(qū)。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從平城出發(fā)，到了洛陽。正好碰到秋雨連綿，行軍發(fā)生困難。于是決定遷都洛陽。
重視門閥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選舉重視門資，高門子弟以此入仕，占據(jù)相當數(shù)量的職位，他們的子弟又不斷以同樣的方式起家、升遷，逐漸造成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與此同時，軍功貴族和寒門出身的官吏也占有一定比例。如果考課法正常運作，官吏各有升遷與淘汰，那么官僚集團內(nèi)部尚可以健康循環(huán)。但如上文所提到的，考課法的實施逐漸流于形式，官吏無論才能如何大多被評定為不升不降的等級。官僚集團失去活動力，漸漸膨脹，到北魏后期出現(xiàn)官少人多的現(xiàn)象。
經(jīng)濟
頒行均田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政府頒布了均田令，對不同性別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詳盡的受田規(guī)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別。露田種植谷物，不得買賣，七十歲時交還國家。桑田種植桑、榆、棗樹，不須交還國家，可以出賣多余的部分，買進不足的部分。還規(guī)定授土地時對老少殘疾鰥寡都給予適當?shù)恼疹櫋?/p>
變革稅制
延興五年(475年)，為改變過去州、郡、縣爭收租調(diào)的混亂局面，北魏政府確定只能由縣一級征收，征收時禁止使用大斗、長尺、重秤。
改革租制
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對租調(diào)制度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新租調(diào)規(guī)定以一夫一婦為征收單位，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十五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從事耕織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頭的租調(diào)，分別相當于一夫一婦的數(shù)量。
軍事
平定叛亂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孝文帝出巡給了他可乘之機，遂與左右合謀，秘密選取宮中御馬三千匹，陰謀出奔平城，并親手殺死高道悅于宮禁之中。事發(fā)后，領軍元儼派兵嚴密防遏各宮門，阻止了事態(tài)的發(fā)展。孝文帝聞訊大驚，中途急急折返洛陽，怒不可遏，列舉其罪，親加杖責。后議廢太子恂，并逼令元恂自盡，時年十五歲。
元恂被廢的當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睿相
拓跋宏碑文
拓跋宏碑文
互合謀，暗中勾結(jié)鎮(zhèn)北大將軍元思譽、安樂侯元隆、撫冥鎮(zhèn)將魯郡侯元業(yè)、驍騎將軍元超及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zhèn)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陰謀推舉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為首領，起兵叛亂。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經(jīng)雁門往北直趨平城(恒州治所)。先派遣侍御史李煥單騎入城，出其不意，曉諭穆泰的同黨，向他們說明利害，叛黨頃刻瓦解。穆泰見無計可施，倉促率麾下數(shù)百人攻打李煥，失敗之后逃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將穆泰同黨全部平定，將陸睿等百余人下獄;并將平叛始末寫成奏章上報朝廷。
南伐蕭齊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六月，孝文帝下令征發(fā)冀、定、瀛、相、濟五州兵卒二十萬，準備大舉南伐。孝文帝引兵直趨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后相繼，眾號百萬。兵至赭陽，留諸將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襲宛城，當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眾堅守，魏軍不能攻克。
孝文帝留咸陽王元禧等人攻南陽，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南齊新野太守劉思忌的頑強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齊明帝急派大將崔慧景率步騎二萬余人增援襄陽。十一月，南齊韓秀芳等十五將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勝利。戰(zhàn)爭相持到第二年(499年)三月，北魏終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陽、新野、南鄉(xiāng)等郡，劉思忌被殺，房伯玉被迫出降。繼而大敗崔慧景、蕭衍于鄧城，斬首、俘獲二萬余人。孝文帝乘勝率眾十萬圍攻樊城，齊雍州刺史曹虎閉門自守。但渦陽一戰(zhàn)，魏軍失敗，一萬多人被殺，三千多人被俘，軍資器械財物損失上千萬。北魏急調(diào)步騎十余萬往援渦陽，才迫使齊軍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齊明帝死訊，乃下詔稱說“禮不伐喪”，引兵而還。歸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見侍臣，經(jīng)過急救，方才轉(zhuǎn)危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離洛陽御駕親征，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宮。 南征之事中途作罷。
外交
對南齊
在南齊永明之后，南北對抗的均勢被打破，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已處于積極進攻的主導地位。其實，往前追溯，自劉宋元嘉年間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泰始年間北魏攻占青齊，南朝不斷遭受巨大的軍事壓迫。在此基礎上，孝文帝繼位之后，便不斷加強對南朝的軍事攻勢，而且表現(xiàn)出日益強烈的統(tǒng)一江南的愿望，其決然遷都洛陽等重大舉措則是統(tǒng)一戰(zhàn)略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當然，對于孝文帝之南征及其統(tǒng)一戰(zhàn)略，朝臣之中多有分歧，甚至出現(xiàn)激烈的爭議。
在新的南進戰(zhàn)略下，北魏利用南朝宋齊易代之機興兵淮北。魏孝文帝在主政之前，對于征服江南，統(tǒng)一全國。 由于受到馮太后的影響，似乎已有成策。其親政后，進一步明確相關南征戰(zhàn)略，并不斷親率大軍，發(fā)動對南齊的軍事攻勢，表現(xiàn)出強烈的統(tǒng)一江南的愿望。正是在這一愿望的驅(qū)使下，孝文帝親政后不斷謀劃對南朝的戰(zhàn)爭，并決意將都城遷移至洛陽。
對高句麗
至北魏踐祚，秉承華夏之主的繼承地位，其對周邊部族、勢力集團的封晃直接繼承了既往王朝的傳統(tǒng)。北魏顯現(xiàn)拉攏他們“天下一家”的姿態(tài)，試圖保持國際影響力，將原有的國際體系繼續(xù)維持下去。對高句麗的冊封就是明顯的例證。實際上，這是“羈縻”政策在特殊形勢下的變化。取得華夏正統(tǒng)名分最大益處即是可以使得北魏統(tǒng)治者減少在其擴張中遇到的阻力，而在與實力層面相同的對手競爭中贏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 。
孝文帝太和年間，魏麗關系基本理順。從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至太和十八年(493年)十月遷都洛陽，期間十八年之久，雙方基本保持了友好往來。北魏力主與東夷諸部建立和平關系，保證東部地帶的平穩(wěn);高句麗在時任國王高鏈主持下也朝著與魏交好的方向推進雙方關系，致使此時期雙邊關系一直保持了較為和平穩(wěn)定的態(tài)勢。期間，太和十五年(490年)，高句麗王高鏈逝世，而業(yè)已親政北魏的孝文帝特為高鏈舉行了隆重的哀悼大禮 。
文化
移風易俗
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督使鮮卑族禁著胡服，改穿漢人服裝;朝廷上禁鮮卑語，改說漢話;規(guī)定鮮卑貴族在洛陽死后，不得歸葬平城，并改他們的籍貫為河南洛陽，改鮮卑姓為漢姓;鮮卑貴族門閥化，提倡他們與漢族高門通婚等。
洛陽聚集著大量的鮮卑貴族，孝文帝為了推廣漢文化，不惜以徹底清除本民族文化為代價，禁止這些鮮卑貴族延續(xù)本民族語言、傳統(tǒng)、風俗。但孝文帝推行漢化之后不久，在洛陽發(fā)現(xiàn)仍有婦女穿民族服裝。
儒佛文化
孝文帝改革后，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漢文化在洛陽取得壓倒性的優(yōu)勢。作為首都，洛陽集中了全國的文化精英。這也是令南朝人感慨“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的緣故。除鮮卑文化、漢文化之外，佛教文化也在洛陽大行其道，使得洛陽文化呈現(xiàn)出少數(shù)民族、宗教文化與漢文化相結(jié)合的特征。
在佛教信仰在洛陽大行其道，與孝文帝大力引入禮教改革北魏風俗文化相結(jié)合，形成北魏佛教信仰的一個特征，即儒家思想與宗教觀念的融合。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如顏之推，在談到佛教時充分肯定其宗教義理和社會功能，對批判佛教的言論給以多方面駁斥。呂思勉論說南北朝宗教信仰時，曾提到：“中國人之于佛，流俗雖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識者，固多能知其教義。既能知其教義，自知其理與儒、道無二，而建寺、造像等，徒為煩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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